自“AlphaGo”在與世界頂尖圍棋大師的博弈中獲勝后，人們恍然大悟，開始驚嘆人工智能的發展速度。難道AI時代已經開啟，“電腦”已經戰勝“人腦”？人工智能會消滅哪些工種，又會為生活方式帶來怎樣的變革？實際上，人工智能是一個涉及計算機科學、管理學、經濟學、社會倫理學等多學科交叉的新興科學，對其的探討也需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為此，本刊特開專欄——人工智能冷思考，希望集百家之言，共同探討人工智能未來的發展。

    近年來，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呈現出井噴態勢，以此為推動，智能機器人的應用日趨廣泛和深入。無人駕駛汽車、金融機器人、醫療機器人、新一代工業機器人、農業機器人、家政服務機器人等新事物層出不窮。種種跡象表明，“機器人革命”已經來臨，人類社會正加速進入一個高度自動化的新時代。“機器人革命”不僅會進一步解放生產力，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動能，而且將深刻地改變全球制造業的分工格局。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兩院院士大會上的講話中所指出的那樣，“‘機器人革命’有望成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一個切入點和重要增長點，將影響全球制造業格局……”

一場大技術革命

    “機器人革命”與人類經濟發展史上的歷次技術革命有何重要區別？引用《第二次機器革命》的作者布萊恩森和麥卡菲的說法，歷史上的技術革命是在延展人的力量，每一種發明都釋放出強大的動力，但這些動力的釋放需要人做出決定和發出指令。換言之，機器與人是互補的關系，機器的力量反而讓人類勞動力更有價值、更重要。但在“機器人革命”的時代，人類開始對更多的認知性工作以及動力控制系統進行自動化。在很多情況下，今天的智能機器人能比人做出更明智的決定，發出更適當的指令。因此，機器和人正日益成為替代關系，而不是互補關系。

    與歷史上的歷次重大技術革命一樣，“機器人革命”必將產生深遠的社會經濟影響；而由于技術變革的本質從“機器讓人更強”轉變為“機器取代人”，“機器人革命”的社會經濟影響應有不同于以往的表現和特點。這是擺在當代經濟學者面前的一個重大而新穎的課題。經濟學文獻中已有不少這方面的研究，但截至目前，絕大多數學者關注的是“機器人革命”對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的影響，少有人論及“機器人革命”對國際分工格局的影響。

對國際分工格局的影響

    得益于（廣義的）交易成本的下降，戰后全球經濟發展的一個顯著趨勢是國際分工的日益深化和細化，從行業間分工、行業內分工直到出現產品內分工（即價值鏈分工）。影響全球制造業布局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條主線是各國憑借著由其要素稟賦決定的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我們今天看到的國際分工格局，在相當程度上是發達經濟體的資本在全球范圍內與欠發達經濟體的勞動進行結合的產物。如中國之所以能成為“世界工廠”，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國（曾經）擁有數量龐大的廉價勞動力。而在“機器人革命”的背景下，當智能機器大規模替代勞動成為可選項，傳統的比較優勢便可能減弱甚至出現逆轉，尤其是基于豐裕勞動力的比較優勢。正如一位評論者（吳伯凡）所指出的那樣，“憑借勞動力成本優勢而贏得比較優勢的國家（比如中國和印度）可能很快會陷入相對的劣勢之中。”

    筆者與合作者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初步研究。在我們構建的理論模型中存在兩種生產技術和三種生產方式。兩種生產技術分別是需要投入資本和勞動的技術以及僅需要投入資本（可理解為智能機器人）的技術。三種生產方式分別是（1）傳統方式，即各國使用本國的資本和勞動進行生產；（2）外包，即發達國家使用本國的資本和發展中國家的勞動進行生產；（3）自動化，即發達國家僅使用本國的資本進行生產。我們發現技術進步會對各種生產方式的占比進而國際分工格局產生重要影響。

    這一理論模型可幫助我們理解和預測戰后及未來的國際分工與貿易模式。我們提出了一個五階段論。第一階段（上世紀80年代前），外包和自動化的成本都很高，各國均采用傳統方式并開展傳統貿易。第二階段（上世紀80年代至本世紀前10年），外包成本迅速下降，大量制造業從發達國家轉移至發展中國家，后者在全球增加值創造中的貢獻顯著提升。第三階段（當下），自動化成本迅速下降，制造業開始向發達國家回流，全球生產呈現出傳統、外包、自動化三種方式并存的局面。第四階段（中期），自動化成本持續下降，對發達國家而言，外包已無利可圖，這一合作生產模式進一步萎縮；第五階段（長期），如果自動化成本進一步下降，則可能出現制造業生產完全自動化的情形，此時勞動力完全被服務業吸收。

    簡言之，我們的分析表明，在“機器人革命”的時代，當勞動可以在更大程度上被智能機器人替代甚至取代時，全球分工細化的趨勢會在一定程度上減緩，甚至出現逆轉。人工智能技術是新時代的核心生產力。如果人工智能技術的分布集中于少數國家，則價值（增加值）創造分散化的格局便可能會成為歷史。這對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并不是福音。

    雖然我們的理論結論還不夠成熟，但部分觀察家確實表達了和我們類似的擔憂。如科爾尼管理咨詢公司(A.T. Kearney)在2017年一篇報告中指出，“欠發達經濟體長期以來從發達經濟體的外包中獲益，而這一模式目前正受到新技術的威脅。”聯合國在2016、2017年兩篇報告中明確指出，“機器人的使用正日益侵蝕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成本優勢。”“隨著發展中國家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和自動化成本的下降，將生產轉移至發展中國家已不再有利，結果可能是生產的回流”。2018年，金融服務公司考恩（Cowen）則指出，“如果一家公司不再需要雇傭勞動，那（本國與外國）的工資差哪里還重要呢？”“人工智能對欠發達國家的影響可能非常負面，因為它們不再能利用工資差實現工業化。”“（人工智能的）收入分配效應更多地體現在國與國之間而非一國之內。”“換句話說，非洲可能永遠沒有機會以日本和韓國的方式實現工業化。”

    對我國來說，雖然我國已利用全球化紅利實現了工業化，但我們仍不能忽視“機器人革命”的潛在負面影響。我們必須加大加快人工智能的研發和運用，跟上時代的步伐，確保我國在“機器人革命”時代的價值（增加值）創造地位。

    自“AlphaGo”在與世界頂尖圍棋大師的博弈中獲勝后，人們恍然大悟，開始驚嘆人工智能的發展速度。難道AI時代已經開啟，“電腦”已經戰勝“人腦”？人工智能會消滅哪些工種，又會為生活方式帶來怎樣的變革？實際上，人工智能是一個涉及計算機科學、管理學、經濟學、社會倫理學等多學科交叉的新興科學，對其的探討也需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為此，本刊特開專欄——人工智能冷思考，希望集百家之言，共同探討人工智能未來的發展。

    近年來，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呈現出井噴態勢，以此為推動，智能機器人的應用日趨廣泛和深入。無人駕駛汽車、金融機器人、醫療機器人、新一代工業機器人、農業機器人、家政服務機器人等新事物層出不窮。種種跡象表明，“機器人革命”已經來臨，人類社會正加速進入一個高度自動化的新時代。“機器人革命”不僅會進一步解放生產力，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動能，而且將深刻地改變全球制造業的分工格局。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兩院院士大會上的講話中所指出的那樣，“‘機器人革命’有望成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一個切入點和重要增長點，將影響全球制造業格局……”

一場大技術革命

    “機器人革命”與人類經濟發展史上的歷次技術革命有何重要區別？引用《第二次機器革命》的作者布萊恩森和麥卡菲的說法，歷史上的技術革命是在延展人的力量，每一種發明都釋放出強大的動力，但這些動力的釋放需要人做出決定和發出指令。換言之，機器與人是互補的關系，機器的力量反而讓人類勞動力更有價值、更重要。但在“機器人革命”的時代，人類開始對更多的認知性工作以及動力控制系統進行自動化。在很多情況下，今天的智能機器人能比人做出更明智的決定，發出更適當的指令。因此，機器和人正日益成為替代關系，而不是互補關系。

    與歷史上的歷次重大技術革命一樣，“機器人革命”必將產生深遠的社會經濟影響；而由于技術變革的本質從“機器讓人更強”轉變為“機器取代人”，“機器人革命”的社會經濟影響應有不同于以往的表現和特點。這是擺在當代經濟學者面前的一個重大而新穎的課題。經濟學文獻中已有不少這方面的研究，但截至目前，絕大多數學者關注的是“機器人革命”對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的影響，少有人論及“機器人革命”對國際分工格局的影響。

對國際分工格局的影響

    得益于（廣義的）交易成本的下降，戰后全球經濟發展的一個顯著趨勢是國際分工的日益深化和細化，從行業間分工、行業內分工直到出現產品內分工（即價值鏈分工）。影響全球制造業布局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條主線是各國憑借著由其要素稟賦決定的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我們今天看到的國際分工格局，在相當程度上是發達經濟體的資本在全球范圍內與欠發達經濟體的勞動進行結合的產物。如中國之所以能成為“世界工廠”，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國（曾經）擁有數量龐大的廉價勞動力。而在“機器人革命”的背景下，當智能機器大規模替代勞動成為可選項，傳統的比較優勢便可能減弱甚至出現逆轉，尤其是基于豐裕勞動力的比較優勢。正如一位評論者（吳伯凡）所指出的那樣，“憑借勞動力成本優勢而贏得比較優勢的國家（比如中國和印度）可能很快會陷入相對的劣勢之中。”

    筆者與合作者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初步研究。在我們構建的理論模型中存在兩種生產技術和三種生產方式。兩種生產技術分別是需要投入資本和勞動的技術以及僅需要投入資本（可理解為智能機器人）的技術。三種生產方式分別是（1）傳統方式，即各國使用本國的資本和勞動進行生產；（2）外包，即發達國家使用本國的資本和發展中國家的勞動進行生產；（3）自動化，即發達國家僅使用本國的資本進行生產。我們發現技術進步會對各種生產方式的占比進而國際分工格局產生重要影響。

    這一理論模型可幫助我們理解和預測戰后及未來的國際分工與貿易模式。我們提出了一個五階段論。第一階段（上世紀80年代前），外包和自動化的成本都很高，各國均采用傳統方式并開展傳統貿易。第二階段（上世紀80年代至本世紀前10年），外包成本迅速下降，大量制造業從發達國家轉移至發展中國家，后者在全球增加值創造中的貢獻顯著提升。第三階段（當下），自動化成本迅速下降，制造業開始向發達國家回流，全球生產呈現出傳統、外包、自動化三種方式并存的局面。第四階段（中期），自動化成本持續下降，對發達國家而言，外包已無利可圖，這一合作生產模式進一步萎縮；第五階段（長期），如果自動化成本進一步下降，則可能出現制造業生產完全自動化的情形，此時勞動力完全被服務業吸收。

    簡言之，我們的分析表明，在“機器人革命”的時代，當勞動可以在更大程度上被智能機器人替代甚至取代時，全球分工細化的趨勢會在一定程度上減緩，甚至出現逆轉。人工智能技術是新時代的核心生產力。如果人工智能技術的分布集中于少數國家，則價值（增加值）創造分散化的格局便可能會成為歷史。這對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并不是福音。

    雖然我們的理論結論還不夠成熟，但部分觀察家確實表達了和我們類似的擔憂。如科爾尼管理咨詢公司(A.T. Kearney)在2017年一篇報告中指出，“欠發達經濟體長期以來從發達經濟體的外包中獲益，而這一模式目前正受到新技術的威脅。”聯合國在2016、2017年兩篇報告中明確指出，“機器人的使用正日益侵蝕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成本優勢。”“隨著發展中國家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和自動化成本的下降，將生產轉移至發展中國家已不再有利，結果可能是生產的回流”。2018年，金融服務公司考恩（Cowen）則指出，“如果一家公司不再需要雇傭勞動，那（本國與外國）的工資差哪里還重要呢？”“人工智能對欠發達國家的影響可能非常負面，因為它們不再能利用工資差實現工業化。”“（人工智能的）收入分配效應更多地體現在國與國之間而非一國之內。”“換句話說，非洲可能永遠沒有機會以日本和韓國的方式實現工業化。”

    對我國來說，雖然我國已利用全球化紅利實現了工業化，但我們仍不能忽視“機器人革命”的潛在負面影響。我們必須加大加快人工智能的研發和運用，跟上時代的步伐，確保我國在“機器人革命”時代的價值（增加值）創造地位。